战后动荡
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直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协约国赢得了胜利。除了正在为生存而战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其他欧洲强国的统治政权立刻把注意力转向瓜分同盟国的遗产，从而抵偿自己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
同盟国的遗产包括3部分：
- 硬通货和可以变现或直接利用的物资；
- 海外殖民地；
- 本土工业体系。
从真实价值来说，世界第二大工业国的本土工业体系无疑是价值最大的遗产。不过，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世界大战的根源在于缺乏资源和市场，协约国（除了美国）虽然也因为战争而民穷财尽，但它们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惯性决定了他们渴求市场胜于一切。如果有市场、有资源、有利润，他们本可以轻松的将自身的工业规模在短时间内翻上一番或更多，没有必要吞并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来增加已经很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至于说拆散德国的工业体系，在消灭一个潜在竞争对手的同时增加自身的竞争力，这本是协约国的计划之一，但由于英国统治集团不愿意看到法国独占中、西欧，这个计划在遍布欧洲的革命浪潮威胁下被放弃了。随后的历史证明，对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没有拆散德国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德国在战败之时已经交出了大批工业-军事物资，然后又背上了300多亿美圆的赔款。由于大战的消耗，前者相对工业列强的经济规模来说微不足道；后者则因为不切实际的数目而没有真正偿付，协约国指望靠赔款充当利润也是不可能的。倒是德国傲视它国的工业技术（尤其是化学工业）引起了胜利者的兴趣，美国企业借战胜之威，在政府支持下贱买甚至掠夺技术，从德国取得了3200项关键化工专利，其中1200项被杜邦公司获得。不过，在这个时代，基础科学研究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应用技术主要还是依附于特定工业体系的技艺，因此技术流失还没有动摇德国的国本，或是明显增加战胜国的战争红利。
最后，只有那些诱人的海外殖民地来补偿协约国的战争损失了。但是，读者应该记得德国为什么会发起这场空前的大战——英法以及附庸的比利时、荷兰、葡萄牙、拉美诸国等工业资本主义集团基本垄断了全球海权和有价值的殖民地，而德国工业资本主义集团为了给迅速扩张的工业体系提供廉价资源，给不断增长的过剩产品找到市场，迫切试图打破这一体系。缺乏有价值的海外殖民地正是德国战前的特征之一。至于奥匈帝国，它本来就是一个工业弱国，海外殖民地很少，只在东欧拥有一些落后地区做半殖民地，暂时也足以应付其不多的过剩商品。由于靠近苏联，这些半殖民地在战后不得不独立出来，以保证民族主义不会和革命相结合。因此同盟国实在没有多少殖民地遗产来满足协约国的胃口。（土耳其在战前已经算是列强的半殖民地）
这种局面意味着胜利者既没有取得真正的市场增量也没有消灭潜在对手的工业潜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源相对不足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美国的工业产能在战争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更加剧了生产过剩的趋势。随着德国的复兴和日本的崛起，这一矛盾将越来越尖锐，下一次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是完全可以预料的事件。在凡尔赛和约签定后，法国元帅福煦对这一和约所规划的未来做出了恰当的评论——:“这不是和平,是二十年的休战”。
英法及其附庸国虽然在战争中损失巨大，但毕竟取得了胜利，在外表上保住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英国依然占有广阔的殖民地和无数海外基地，法国则成为欧陆第一强国，甚至连比利时、荷兰等国都能维系自己的殖民帝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胜利的光环下，运行惯性足以保证这些帝国继续保持一段时间。不过，正如虚弱的比利时、荷兰等国只是因为允许英、法资本集团分享殖民地利益才得以在二十世纪保持殖民帝国一样，英法得为了保持既有地位也必须向美国甚至日本让步。早在1900年，美国就借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机会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先行在中国占据牢固势力范围的各国（尤其是英国）允许美国享有同样的贸易权利和投资机会。类似的，日本趁欧洲战争激烈的时候抢占青岛和德国的其他远东殖民地，大肆在中国进行投资、倾销，还提出了“二十一条”试图把中国变成独占的殖民地。战后美国——不是英国——要求按既有实力对这一情况作出修正。在华盛顿会议上，《九国公约》一方面要求列强的商品和资本可以平等的进入中国，另一方面也允许日本保持一些在华特殊权益；《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则赋予美国和英国平等的海权，给予日本远超战前的海权。除了少数控制牢固的殖民地如印度外，海外殖民帝国（政治意义上的和经济意义上的）已经不再是英法资本独享的自留地了，美国、日本、意大利，甚至复兴的德国都争相拥入这些地区，争夺资源和市场。1931年，英国本土资本集团被迫在《威斯敏斯特法》中给予部分殖民地本土统治集团一定地位，以放弃部分长期利益的方式，来保证英帝国不至于在大萧条中解体。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客观上削弱了英法殖民帝国，为其他后发工业强国崛起开辟了道路。
英法的相对衰落给了其他工业国家发展的机会，但开放的公共殖民地（如中国、拉丁美洲）只有利于强大的工业国，美国和复兴的德国都从中得到了巨大利益。日本、意大利等相对较弱的工业国得益不大，它们既无法通过投资和倾销与一等强国竞争，又不比英法等老牌殖民强国有“主场”之利，也没有足够的既有海外投资来贴补外贸，因此对这个秩序依然不满。它们既反对英、法旧殖民势力的剩余部分，又对强大的美国心怀恐惧，更害怕无法转移的国内矛盾最终酿成革命。最终，日本和意大利这两个二等工业国在下一次大战中站到了再次挑战既有秩序的德国一边，并得以在打击英、法旧殖民势力的过程中暂时维系美、苏两强的中立态度。这意味着下一次战争将有更多的工业资本集团加入世界霸权的角逐，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影响范围和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德、奥、土三大帝国，削弱了英、法两国，欧洲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出现了松动，在苏联的压力或支援下，第三世界的本土势力逐步结合成现代意义上的政治集团。如在形式上独立的波兰、中国（国民党政权）、土耳其、泰国，以及一些独立性更差的政治集团，如中国的军阀、朝鲜流亡政府、印度的民族主义政党、爱尔兰新芬党等。这些政治集团在政治上是工业化国家的仿制品，经济上是工业强国的依附品，但毕竟还是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地位。世界大战一方面打破了西方的严密统治，另一方面也给这些独立的统治集团做出了榜样——所谓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核心不过是弱肉强食。因此，这些半独立的政权很快就适应了赤裸裸的物质力量竞争，崇尚暴力和民族主义，试图重现欧美列强的发展道路。在那些直接面临德、日、意扩张威胁的地区，这些政治集团会抵抗入侵，迅速提高战争的烈度；在那些还在英、法、美控制下的地区，这些本土政治集团反而会和德、日合作，试图在夹缝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这种局面表明了物质力量竞争的空前激烈，也预示着下次大战将给第三世界本土利益集团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人类创造了一个沙漠，把它叫做和平”
——汉森·鲍德温《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给欧洲人带来幸福，自30年战争以来，欧洲平民第一次被如此深刻的卷入战争。在以往的战争中，贵族和少数专业军人进行短促的交战，决定王位或是一小片土地的归属，战场以外的地区几乎感受不到战争的存在。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前线的数千万军队，整个国家的工业、农业、商业、男人甚至女人都被发动起来追求胜利，国家订货吃掉了所有的剩余产品，崇尚自由经济的政府被迫以配给制和计划经济来分配资源。除了美国以外，所有的主要参战国都因为这场战争而民穷财尽。政府订货和经济管制不仅成为维持军队后勤的手段，也成为整个经济消灭过剩产品、保证平民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
一旦战争结束，军事化的经济管制结束，一方面欧洲平民比战前还要穷困，另一方面过剩产品却比战前多（考虑到美国的生产能力）。欧洲很快又爆发了一次经济危机，这一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因为上千万士兵复员而达到了空前的程度。1920年前后，经济危机达到最高峰，无数受过军事训练后失业的无产阶级把欧洲变成了一个火药桶。同时，当人们回顾大战带来的巨大伤亡与破坏时，共产党人和其他左翼力量由于他们一贯的反战立场而广受支持，旧有统治集团的权威因为发动了如此荒谬的一场战争而受到质疑，再加上俄国革命的影响，整个欧洲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俄国士兵和失业工人已经在一个旧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宣称为无产阶级建设天堂的政权，更多的西欧无产阶级相信自己也能做类似的事情。甚至远在东方的日本，派出的干涉军士兵受到革命影响后，回国后也组织失业工人与佃农起来对抗财阀。在德国、前奥匈帝国控制区、以及在战争中损失巨大的意大利等中欧地区，由于不能以战利品来缓和经济问题，革命思潮已经变成了现实。德国战败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海军士兵的起义，随后柏林象彼得堡一样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19年春天，德国巴伐利亚州和匈牙利甚至先后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同期的意大利工人组织几乎控制了整个意大利的工业。即便在英、法、美等确实得到了实惠的战胜国，工人的左倾思潮和罢工也阻止了统治集团深入干涉革命。因此各国统治集团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对付无产阶级。
就在整个欧洲的旧秩序风雨飘摇之际，俄国革命获得了成功。到1920年，苏维埃政权不仅在俄国内部站住了脚，还能借反击波兰入侵的机会让红军冲出国境，直扑华沙。1920年8月，已有数十万红军集于华沙城下。已经支援了波兰大批物资的协约国力劝波兰政府割地求和。很明显，红军的战略目标绝不仅仅是攻克华沙，甚至不是在整个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1919年3月建立的共产国际已经明确宣布：共产主义者应该与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支持狭隘民族主义的社会党划清界限，不再寄希望于改造旧制度。当世界大战在革命中结束时，这些国际共产党人认为发动世界革命、以暴力手段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到来。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发动欧洲革命！如果红军控制了波兰，下一个目标必然是正在酝酿革命的中欧。当时的许多人，包括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列宁和英帝国首相劳合－乔治都相信，一旦红军进入中欧，得到支援的当地无产阶级将迅速击败旧统治集团，然后结合中欧的工业和东欧的人力，一举在整个欧洲建立苏维埃政权。事实上，当时共产国际的工作语言是德语而不是俄语。
然而，华沙战役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只有波兰统帅毕苏斯基是个例外。毕苏斯基冷静的分析了红军的弱点——一线战斗兵员过少，后勤薄弱，属于一支只能一次性使用的力量。在以少量装甲汽车对红军补给线大肆骚扰后，他抽调了所有机动兵力，利用红军军官团的内部矛盾，攻入红军后方。波兰军很明确地以华沙－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间的道路为主要目标，彻底毁灭了红军的补给线。红军因此全线溃退，几天前还显得的无坚不摧的红军成了可以被任意追捕的散兵，抵抗消失的速度甚至超出了波兰人的预料。最终，红军损失了15万的战斗兵员，近10万战俘被虐杀或死于战俘营。华沙战役后，红军完全退回本国，虽然勉强挡住了波兰军的再次入侵，但短期内失去了进兵中欧的能力。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欧洲旧秩序就一直处于革命的边缘。在干涉俄国革命受挫后，整个世界都认识到共产主义者确实有能力建立一种新秩序，绝非只会造反，不能建设的暴民。因此，对旧统治集团而言，遍布欧洲的无产阶级运动不再是暂时的骚乱，而是对整个旧秩序实实在在的永久性威胁。如果无法在华沙挡住红军向中欧的进军，世界革命，或者至少说欧洲革命看起来将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军止步于华沙，让旧秩序有了喘息之机，遍布中欧的革命火星先后被残酷镇压，没有燃成燎原大火。所以，许多历史学家或政治人物把华沙会战看作一个历史转折点，认为毕苏斯基的偶然胜利把无产阶级革命限制在苏联一国之内，挽救了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是偶然性干涉历史大势的典型例子。
这种想法不无道理，从1920年8月的局势来看，波兰军队无论是选择撤退还是投降都不会让人惊奇。华沙会战以前，红军高层视华沙为囊中之物，甚至不屑于掩饰自己的战术意图，总攻华沙的命令居然是用明码电报发出的——这一举动倒是在华沙城内有效地制造了恐慌，各国使馆纷纷撤出华沙，只有少数军事代表留下来准备见证波兰政权的灭亡。直到波兰反攻得手后三天，红军高层还认为自己只是稍受挫折，期待着整顿部队以后卷土重来。而波兰一方，不在毕苏斯基直接掌握下的两个军团居然不敢追击败退中的红军。在整个战役的过程中，从头到尾都对波兰的胜利有信心的人，仅毕苏斯基一人而已。红军的失败因此被看做一个小概率事件，主导了这个小概率事件的毕苏斯基也因此被视为波兰政权乃至中西欧旧秩序的救世主。
当事人红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对失败表示了如下的遗憾：“……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资本主义者都在张惶失措，劳动者都在仰首期待，准备揭竿而起。那是毫无疑问的，假使我们在维斯瓦河上获得了胜利，则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都会爆发了。假使不是我们战略错误和在会战中失败了，则波兰战争即可能构成十月革命与西欧革命之间的一个连锁。假使我们能够击败波兰布尔乔亚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军队，则波兰劳动阶级的革命即将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于是波兰的边界也决不能挡着这场大火。于是就好像狂潮一样；会淹没了整个的西欧………” 。在战线的另一面，英国驻柏林大使则表示“………..在现代文明史中，没有比一九二〇年华沙会战还更为重要的事情，而其意义在今天却很少有人能认清。当时的欧洲，其存亡之机实已间不容发。假使在这一战中，共产党获得了胜利，则在欧洲史中将构成一个转向点，因为毫无疑问的，在当时的全部中欧地区都有受到共产党宣传影响和苏俄侵入的可能性，而且也是很难于加以抵抗的。还有另一个原因，也使我们对于一九二〇年的事实有值得注意的必要。这一次胜利的获得，最主要的应该感谢一个人（毕苏斯基）的战略天才。在作那样危险的行动，所需要的实际上还不只是天才，而更是英雄的气质了。政治作家们应负起责任来向欧洲人解释清楚：在一九二〇年，波兰曾经拯救了欧洲，而且必须使波兰强大，并与西欧文明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为对于亚洲人侵入的永存威胁，波兰总是一个壁垒……….”?
不过，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回顾华沙会战前后的历史，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应该比当事人看的更清楚。
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任何近、现代社会都会以全体成员的名义，由中层的官僚、军官去动员下层的人力，对抗试图推翻现有秩序的力量。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驱动并组织这种镇压行动的阶层并不一样。在19世纪的欧洲，这种权利和能力基本被大资产阶级和军事贵族所垄断。那些拥有独立企业或海外股权的业主在议会中行使自己的权力，送自己的子侄去军校或大学。同时旧贵族占据议会上院，世袭关键军政职位，与资产阶级联姻，保证本国资本集团的团结协作。在这种严格尊重私有产业和世袭权利的制度中，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才是真正拥有这个社会的人，更严谨一点说，他们是竞争压力所选定的资本代理人。
到了20世纪，工业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打破了这种格局，随着经济、政治、军事事务的逐步复杂化，以及行政和军事机构越来越庞大，大批不直接占有产业或政治特权的经理、官僚、职业军官逐步取得了社会的实际管理权。另外，在一个市场相对不足的年代，充足的物质资本不足以确保维系利润的增长，资本必须和技术及管理能力结合才可能以新产品占据市场，排挤同样拥有基本工业物资的对手。因此，几个基本生产要素可以按稀缺程度做如下排序：技术（包括管理技能）>资本（广义的工业物资）>简单劳动力(无产阶级)。而技术和管理能力正是掌握在中产阶级手中。因此，中产阶级的地位与力量与日俱增，这种变化在政治上表现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工业化的媒体，在经济上表现为大型股份制企业和相对独立的经理人阶层的出现。而传统的资产阶级和军事贵族的地位逐渐削弱，无论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他们的所有权越来越趋于象征化。只是由于社会运行的惯性，资产阶级和旧贵族才得以在发达国家把地位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进入工业时代以来首次全面大战。它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单纯的人力已经不足以左右战局。在这个时代，暴力冲突的基础是与工业力量相结合的人力。只有用工业物资装备，以标准方式训练，并通过完整的现代工业进行补给的军队才能取得有意义的战果。在大多数情况下，无组织的人力相对工业资源而言是过剩的，因此，工业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无论是内战还是国际战争。
工业资源依赖于这样几个条件：资源、工业设备、受过工业训练的人口。正如前面指出的：20世纪的主要工业人口已经分化成技术-管理阶层和普通的无产阶级。前者掌握相对稀缺的工业技术或能够熟练的协调工业生产，后者则只受过简单的工业训练，并有一定的纪律性。在一个农业还可以不断供给劳动力的年代，无产阶级收入仅够糊口，生计时刻受经济波动的威胁，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付出生命而一无所得。因此，他们仇恨旧制度并期盼一个新社会，很容易为革命所动员，是共产主义者依靠并寄予希望的阶层。而普通的无产阶级技术-管理阶层由于相对稀缺，收入很高，且在一般的经济波动中保持稳定，因此倾向于维护旧秩序。他们（包括以专业技术管理工业化军队的军官阶层）虽然不是马克思所定义的资产阶级，但确实和资产阶级乃至旧贵族站在同一条战线。在列宁这一代共产党人看来，这些“布尔乔亚阶层”或者说中产阶级已经被排除出了无产阶级的范畴，是革命的敌人。
从历史趋势看来，工业经济体系和军事体系越发达，所需要的专业人员比例就越高，中产阶级的力量也越强。在中西欧、北美等发达的工业地区，中产阶级在事实上支撑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只要这个中产阶级没有因为工业经济的消失而被解体，他们就有能力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在德国，职业军官和资产者的联盟镇压了多次革命，无产阶级的人力优势难以压倒职业军人的军事技能和组织能力，更无法对抗资产者的经济力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无产阶级有可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控制工业与国家机器，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者缺乏技术和管理的经验，也没有替代旧秩序的完整经济理论。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配合，他们只能在比较落后的工业国中暂时维系工业体系的运行，无法保证工业经济长期正常运转、发展、升级。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了维护工业经济的运转，不得不留用大批管理-技术人员；甚至在军队中留用敌视新政权的职业军官。意大利的工人曾在1920年发动起义，控制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工厂，却无法把它有效的转化为物质力量。反过来，由于无法保证全部无产阶级都参与革命，只要中产阶级忠于旧秩序，反革命势力可以迅速的找到替代罢工者的人力，革命者甚至无法有效的抵制旧秩序正常运行。1922年意大利的交通行业工人举行总罢工，结果法西斯势力很迅速的为他们找到了替代者，维持了社会秩序，罢工的结果反而为法西斯增加了政治声望。这说明，不掌握工业社会稀缺资源的无产阶级缺乏足够的谈判筹码，很难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与中产阶级和资产者的联盟进行正面、长期的对抗。
东欧的情况有所不同。东欧各国的工业经济比亚洲、拉美等殖民地要强，但远不如西欧和美国。工业经济的绝对规模、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以及技术水平都无法与英、法、德、美等国家相提并论。因此，一方面中产阶级在东欧的力量相对较弱，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人数远小于农民，大部分人口还在农业社区里生活。如果无产阶级发动革命，中产阶级的抵制或镇压要比西欧弱的多，无产阶级也有能力暂时动员工业资源为新政权所用。同时，光是控制国家的工业资源不等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如果不能从农村取得支持，任何政权都无法在东欧国家立足。
俄国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艰难胜利。从社会条件的角度来看，胜利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首先，俄国无产阶级在工业人口中占主导地位，因此能在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就控制并利用主要的工业设施和交通系统。即便便弱小的中产阶级并不乐于合作，无产阶级依然可以取得相当数量的的工业资源，这保证了红军能够对抗由协约国提供工业物资的叛军。其次，布尔什维克借鉴了社会革命党的成功经验，向农民无偿分配地产。虽然这一举动并非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它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内战时期最受农民欢迎的政治力量。最后，沙皇体制和临时政府解体后，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从来没有组成一个统一、正式的国家政权，各路叛军要么以少数民族的名义要求独立，要么依附于其他工业强国，苏维埃政权在无形中成为民族主义的唯一代表。许多利益与统一国家密切相关的旧军官和中产阶级因此宁愿和苏维埃政权合作，维护国家的统一。布尔什维克恰当的利用了这三个有利条件的支持，最终在俄罗斯建立了稳定的革命政权。
尽管占据了这些有利条件，但苏维埃政权从建立到巩固的过程依然非常艰难。上一章比较详细的讲述了这一过程，读者从中应该可以看到苏维埃政权成功的偶然性。在几次危机时刻，胜负只在一线之间，革命政权完全有可能被消灭，就象协约国在匈牙利镇压革命一样。在那些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的国家，类似的革命势必受到更大的阻力，成功的可能性更低，乃至完全不可能。具体而言，在工业经济比俄国更发达的国家，旧统治集团可以利用中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容易的镇压革命；在那些工业经济更弱的国家，以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忠诚为基础的革命很难赢得农民的支持，无法稳定。苏联革命的模式真正适合的是俄国这种半边缘地区，很难在俄国以外的地区得到复制。几十年后的中国革命正是在仿效苏联的道路上碰壁后，才转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
东欧的波兰以及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的经济结构与俄国有些相似之处，因此是相对最适合苏式革命的地区。如果再加上红军跨国境的支援，确实有可能建立稳定的苏维埃政权，不过，这种外来的支援也可能起到反作用：比如说对农村和中产阶级的影响。
苏维埃政权能够顺利地向农民分配土地，从而彻底毁灭了农村旧秩序，得以动员农村的资源为己所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红军士兵大多来自本国农村，在军队里与无产阶级并肩作战、受现代工业社会影响，是苏维埃这个城市政权与农村之间的天然纽带。一旦异国作战，一方面时间不允许红军在农村分配土地，另一方面红军也缺乏本土人力来执行这一政策，事实上，红军在波兰乡村征发了大批物资，这引起。因此红军无法迅速打破农村的旧秩序，能够动员农村资源支援作战的是充满敌意的地主贵族阶层，而不是苏维埃政权，波兰的情况正是如此。另外，苏维埃赢得内战，民族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而在红军异国作战时，民族主义的影响将把中产阶级精英推向革命的反面。所以红军在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行动远没有控制一个国内省份那么轻松。
无论如何，在苏波战争中，苏联以大击小，将革命激情与民族主义对侵略战争的报复情绪结合起来，兵临华沙城下。若非毕苏斯基力排众议，在准确把握红军弱点的前提下冒险抽调兵力出击，红军占领华沙乃至在全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史实。不过，根据前面的分析，历史的偶然性也到此为止，再向西，由于协约国没有触动德国的工业体系和中产阶级，红军很难指望德国无产阶级激起有实际军事意义的革命浪潮，革命只能在红军到达以后发生。从华沙到柏林的道路必须由红军自己打出来。
东欧并非工业发达的地区，战前的俄罗斯帝国虽然算是世界列强，但国力主要依托于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工业相对西欧北美不值一提。在20世纪的全面战争中，这样的国家打防御战尚可，越境作战就只能靠长时间积蓄工业物资，然后发动一次性的突袭，稍遇不利必一败涂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向中欧的进军中，红军要依靠这个因长期战争而残破的二等工业国保障后勤，曾经向帝俄提供工业物资的协约国如今是他们的敌人。在攻至华沙城下时，波兰有20万不到的军队，依托囤积于华沙的大批协约国物资进行抵抗。在红军一方由于缺乏汽车和使用汽车的技术能力，后勤线由3万5千辆农用马车来维持，军火要依赖缴获的协约国物资（从叛军和波兰军那里缴获）才得以保障进攻。这样脆弱的后勤补给能力决定了红军境外作战的力量。红军越过国境线的人数虽然号称百万，但大部分是后勤人员，战斗兵员不足20万，还不到大战期间俄国一线兵力的1/5。当然，1920年的红军比起1914年的俄帝国军队来多许多一些士气和凝聚力，但更缺乏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综合考虑军队的质量与数量，这支红军的实力远不如当年处于同一战场上的帝俄军队，脆弱的后勤则是它的致命要害，毕苏斯基利用这一弱点击溃了华沙城下的红军。但即便红军赢得了华沙战役，考虑到苏联濒临崩溃的经济，红军也不大可能派出规模更大的部队去进攻柏林。协约国并没有毁灭德国的工业，只是限制了德国的军队规模。如果红军只能派出十几万或更少的军队进兵德国，我们不难想象战争的结局。更何况协约国还可能因共产主义威胁而提前解除对德国军备的限制。
总而言之，华沙之战的结局确实有偶然因素的作用，在另一种可能的历史中，红军可能攻克华沙，占领大半个波兰，但除非上帝相助，否则他们也只能到此为止。中、西欧的社会条件和苏联自身的物质力量决定了革命被限制在苏联一国之内（可以想象，波兰苏维埃将会加入苏联）。世界革命因为两个马克思未曾料到的因素——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世界工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没有发生。中产阶级力量强大，所以革命无法在发达国家独立成功；世界工业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缺乏无产阶级的落后国家也难以依靠无产阶级的忠诚进行苏式革命。而俄国这个半边缘国家的既有物质力量决定了苏联支援他国革命的规模——其规模不足以改变远方大国的力量平衡。所以革命被限制在苏联之内。此外，由于民族是资本结合的重要纽带，民族主义对这一事实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1917年革命在俄国的成功以及在俄国以外地区的失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以那些已经充分工业化，破坏了旧制度但并非中心发达地区的国家为土壤。这一结论对今天的中国也非常有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革命浪潮以及经济危机都证明了一点——在这个时代，旧资产阶级、旧贵族和他们维系的旧秩序既不能高效的促进资本增殖，也不能对内镇压或安抚无产阶级革命，他们甚至无力保证自身的生存。于是，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中产阶级本能的起来保卫这一秩序，他们以民兵团、社民党、行业协会、甚至校友会、俱乐部等形式组织起来，在事实上接管了社会。新旧资本代理人的交替本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却因为大战的动乱和欧洲革命的威胁而大大加快，随后又因为20年代的的经济增长而在比较富庶的国家出现了一定的回潮，或者说新的统治集团借用了旧统治集团的外壳。但总的来说，这是竞争压力下，工业经济的结构特征在工业化社会中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不过，由于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平衡，这一过程在不同的地区所达到的阶段各不相同，这种差异对欧洲各国革命的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特定的工业化水平在俄国促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更发达或更落后的地区却导致了革命的失败甚至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进入2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骚动的无产阶级（以及下层中产阶级）被暂时安抚下来，在除俄国以外的地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挺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