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为何在18世纪末的英国开始？
我们知道了工业革命的具体过程，但一旦这一过程失去了神秘感，那么相信读者立刻就会提出无法回避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真实历史中的那个时间、地点开始？为什么人类必须在贫穷的农业社会度过近一万年才能开发生物界以外的资源？为什么是西欧而不是其他农业文明会率先享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利益？前面几章分析了农业社会的特征和工业革命的本质，并对近代西欧社会的扩张进行了详细解释，本章将尝试在这一基础上解释真实历史中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
1687年，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旷世巨著，诗人蒲珀对这一事件做出了毫不夸张的的评价：“大自然和她的法则隐匿于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天地一片光明！...”牛顿作为历史上空前，也很有可能是绝后的天才，给人类带来了解释万物运动的精确理论——力学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还有微积分——将简单的物理定律与复杂的现实世界相连的桥梁。这些成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的其他成就，比如光谱的发现、热传导公式等，虽然任何一个都足以让发现者名垂青史，却往往会被人们忽视。自牛顿以后，人类得以量化的理解自然规律，进而作出量化的预测，有意识的设计各种新机器来提高效率而不是靠经验和运气来取得新发明。毫不夸张的说，现代科学开始自牛顿，现代工业世界正在牛顿开创的道路上运行。
从牛顿开始展露天才到工业革命的爆发，中间只隔了不到一个世纪。两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相对漫长的农业社会而言）先后发生在同一个小国（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1%），确实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事件。这种巧合为一种常见的观点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时间上靠的如此之近的重大事件之间必然有因果关系。于是他们宣布工业革命是牛顿时代科学革命的直接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天文学的概念来类比。
用望远镜巡视宇宙，可以发现一些靠的很近的恒星，如果两两靠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双星。大部分双星之所以靠在一起，是因为它们确实离的很近，互相吸引，绕质量中心旋转，这叫物理双星，1/3或更多的恒星都与邻居结为物理双星。不过，不是所有的双星都是物理双星，宇宙空间相对微小的恒星光点虽然非常浩瀚，但当被观测的星星足够多的时候，还是有某些星星不是因为真的距离很近，而是因为在天球上的投影恰巧靠在一起，从而表现为双星，这叫光学双星。天文学的入门者无法分辨两种双星，往往会认为自己看到的靠在一起的恒星都是互相绕行的邻居，更进一步的观测可以很容易的用光谱分析来区别这两种双星。
类似的，历史重大事件之间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会搅动社会，引发其他的重大事件，从而使重大历史事件往往集中于少数转折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在年代、地理上接近的历史事件之间都一定有因果关系，特别是那些处于不同领域内的重大事件。没有任何历史或物理定律禁止两个在时间上相近的事件各自独立产生并带来自己的影响。牛顿时代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正是如此。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说到科学，我们必须先指出技术和科学之间的技术与分别。科学的定义在本书的开头已经给出了：所谓科学，就是在事实和简单这两个标准约束下描述世界的一种体系。而在经济的意义上说，技术是指制造一种产品或提供一项服务的系统知识（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定义）。简单一点说，科学试图描述并预测世界，关心的是各个事件之间的逻辑；技术则是经验主义，关心某件事情事实上是否行的通。从历史上看，技术和科学不一定有联系。古希腊就存在过与现代科学体系非常相似的科学体系，他们也讲事实，讲逻辑，在事实的基础上追求对世界的最简描述，但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把科学应用于经济技术是非常羞耻的事情。阿基米德如果不是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绝不屑于与奴隶或下等人站在一起制造机械。近代早期的科学界这种风气也很严重。一般严肃的历史研究认为，科学与技术的正式结合应当在电力革命前后，这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以发掘物质世界规律的科学一直和经济部门里的具体技术相分离呢？以改造世界为目标的技术为什么不向科学寻求支持？？这就需要考察科学和技术在经济中各自的具体作用。
由于今天科学和技术已经在经济领域内结合，我们可以清楚的观察到，科学建立自身体系的方式是自上而下，自简而繁。科学先建立一些基本的原则，如相信事实、尊重逻辑，然后以此为基础对自然规律作出定性判断，如地球的形状接近球体、物体存在惯性，慢慢的从定性到定量，如衡量重力加速度的大小，地球的半径。最后才是通过这些规律进行预测并进行验证，如根据物体的运动规律来给大炮加准星，根据微生物生长的特性降低葡萄酒制造过程中的变质率等等。而技术则是彻底的反过来，先根据经验告诉徒弟葡萄酒如何放置可以不变质，大炮的仰角放在多少可以打中指定距离的敌人，如何砍树最省力气......这一层次的技术学习完全是死记硬背或条件反射，然后为了便于掌握再把相近的技术进行合并归纳，自下而上，自繁而简的建立体系。科学与技术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影响具体的人类活动，它们的结合点和结合时间取决于两者伸展的速度。
对于技工来说，技术熟练与见闻广博很难兼得，技术体系一般局限于某个经济部门以内，所以技术很难向上突破发展为科学，这一点在前面讨论农业社会时已经充分介绍了。而长期以来，科学向下伸展的速度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阻碍。科学的原则是简单，但在工业革命之前，在自然界和人工制品中，很难找到足够的“简单体系”来进行考察，这一点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很容易取得标准化制造的天平、砝码、尺子、低摩擦的导轨、无色透明的玻璃容器和透镜、钟表等实验材料，但在工业革命以前，这都是非常昂贵的物资。因此科学家们必须具有非常强大的抽象思考能力和悟性，有时还要加上一点运气，才能从非常复杂的事实中提炼出简单的规律。实验条件的恶劣甚至逼迫科学家们在遥远的天体里去寻找“无摩擦运动”和可以用简单参数描述的轨道。力学是与最普通的人类活动紧密相关的学科，近代以前的进展却都与天文学观测成果有关，原因正在于此。不过，不是所有的学科都能从自然界中获得一个免费的实验室，大部分研究只能作出定性的判断，离指导具体生产还很远。
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很久，机床和蒸汽机提供的便宜、精确的实验器具才允许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模拟抽象中的理想化实验，科学因得到了发展的肥沃土壤而飞速发展。很快，不断细化、具体化的科学终于能够定量的解释已经被机器足够简化的生产流程（具体到每一道工序里的主要参数，确实是简化），并作出预测和指导。科学与技术在这时终于上下相通，在大多数领域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以前，科学是无法真正影响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或许有人会指出欧洲人向西航行以求到达中国的新航路这一举动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地是球体，认为这是科学的作用。不过，如果哥伦布真的知道地球的真实大小，如果他知道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还有太平洋和美洲，他肯定不会向西航行。运气和科学是两回事情。
从上一章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核心部分的本质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体系收集、利用负熵流的形式。既然在工业革命产生一定效果以前，科学对技术并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认为科学进步造就了工业革命是不合理的。问题的核心在于是什么触发了这场技术革命并使之发挥作用。
根据前面的分析，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彻底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其物质基础在于生物界以外存在大量的低熵物质和可承载负熵流的矿产。但这是所有文明共享的潜在财富，因此不能说明18世纪西欧的独特性。所以关键在于三点：
- 技术进步达到了可开发生物界以外负熵源的水平，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条件
- 从开始系统利用生物界以外的负熵到彻底改变经济基础，其间技术进步所需时间不能太长。换句话说，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必须在短期内全部发展出来，否则这一工业化进程不能称为“革命”。
- 社会结构必须给这些核心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条件。
从历史上看，技术革命的实质是农业社会手工业的升华，在这场技术革命爆发以前，一切社会规律依然在农业社会的轨道上进行。因此，我们必须以前面对农业社会的分析为基础，讨论工业革命的爆发原因。
先考虑条件1。正如前面指出的，“旧大陆或某个主要文明地区从公元前1500年到工业革命之间的技术史看看做一个缓慢、匀速增长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足够精确的近似描述”。长期技术增长速度是一个基本独立存在的，稍大于0的参数。因此，无论是考察平均水平还是最高水平，公元1500年的技术水平应该和公元1600年相差无几，但肯定显著高于公元500年，与公元前后的技术水平相差更大。工业革命初期所需要的基本技术虽然很粗糙，但至少也要有一台能在任一主要经济领域取得效益的蒸汽机，和能够制造第一台金属机床的手工金属加工能力。从什么时候起，旧大陆人类的技术水平足以满足这2个条件呢？罗马帝国和汉朝鼎盛的古典时代，连螺栓螺母都没出现，水车刚刚发明，显然不合格。虽然火药最晚在9世纪就出现了，但1300年前后东西方才有铸造的火炮出现。考虑到军事技术一向领先于民用，这表明1300年以前金属加工技术不足以制造蒸汽机和蒸汽机所需的承压密封管道与汽缸。不过，要想从1300到1780年之间定一个确切的界限，似乎不太容易。农业时代技术增长的平均速度实在太低，而且短期内还会有反复，无法对数百年的历史进行定量讨论。我们权且把这个年代的上限定在1300年，这样就很方便的排除了许多文明的鼎盛时期。
再考虑条件2。读者应该记得，前面曾指出，农业文明技术进步相对较快，以至于可能领先世界平均水准的年代就是那些粮食剩余较多，非农人口比例高的年代。在旧大陆基础技术水平足以允许发展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以后，那些正处于循环上升期或是因为对外扩张取得过剩资源的文明显然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技术突破。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科学进步的问题，根据前面对农业社会的讨论，科学和文化一样，无法直接生产粮食。农业社会的科学因为不能与生产技术相结合，其性质是上层阶级用来娱乐的奢侈品，因此它的繁盛与否也总是和剩余粮食数量或人口资源比同步变动。因此，我们可以用西欧的海外扩张来解释牛顿时代的科学革命，用地中海盆地农业和贸易的恢复来解释文艺复兴。这样，科学进步、文艺复兴和导致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之间的同步性就容易理解了。
还有条件3。应该注意到，工业革命是在开始很久以后才能通过化肥、育种等技术提高农业单产的。在那以前，新生的工业只能节约一些人力，并不能在人口过剩的农业国家中解决粮食问题。因此，一个处于人口过剩或人口平衡态的农业文明如果拥有了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最初的重工业部门必然会挤掉很多人的饭碗。在不考虑外界因素的情况下，由于出现了多余人力，而粮食产量没有同步增长，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会彻底抵消节约少许人力的益处。中国清朝政府早期抵制修铁路的理由之一就是会造成民夫失业；长江上的船夫也曾联合起来抵制轮船公司，当英国占领印度手工业品市场时，也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灾荒。这种现象限制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地点。相反，在土地相对过剩的文明中，即便是最粗糙的重工业部门也足以用节约人力的方式同时提高人均粮食产量、粮食单产（要把因人力短缺而无法开垦的荒地纳入考虑）和粮食总剩余。因此，无论技术突破在哪里出现，由于在工业革命爆发和重工业有能力促进农业单产之间存在时间差，只有人力相对稀缺的文明才可能真正使工业化充分展开。
这三个条件对工业革命爆发的时间和地点作出了限制。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不应该断言超出条件的事情完全不可能，毕竟小概率事件总是存在的。不过人类只能考虑那些在自己理智范围内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三个条件对各个文明的历史进行一番扫描，看看各个文明和时代与条件的吻合情况，从而分析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
第一个条件剔除了1300年以前的所有时代。同时告诉我们1300年以后是充满机会的年代，在这以后取得技术突破的文明有很大希望利用工业的力量在随后的几百年中继续领先。西欧在1300年以后正处于一个超长的发展循环的上升段，同期的其他文明都因为没有类似的条件而依然保持稳定的循环周期，上升段最多持续 300-400年就要转入衰落，因此西欧一旦弥补了以前衰落时期的落后，技术领先时间要长的多。在这场无意识的赛跑中。西欧占有非常大的优势。至于第二、第三个条件，通过前面对农业社会的讨论，读者应当可以发现可以把问题简化为是否能降低人口-资源比。西欧因取得美洲和压制印度的工商业获得了大量空白土地和原材料，这既促进了技术进步，也给重工业这个排挤简单劳动力的新经济部门让出了发展空间。因此，综合各方面考虑，西欧是当时最可能取得工业突破的农业文明。
前面指出了西欧的主要优势。还有一些次要因素也影响了工业革命的爆发，比如：
英国恰好在打败其他竞争对手，取得海上霸权的同时砍光了自己的燃料林，被迫大规模开发煤矿；而英国的煤矿含水量较同期另一个采煤大国——中国要高的多，排水问题严重，这都促进了英国蒸汽机的使用。
欧洲内部市场渠道发育较晚，商品和贵金属的长距离流通都被少数大资本垄断，经常受到政权干涉，反观中国和土耳其这种较早进入平衡态的农业帝国，稳定的市场经济已经吃掉了这种过渡时期的大资本。当出现一个彻底打破农业社会经济平衡的重工业部门时，是垄断性的大资本而不是经济权力充分分散的古老农业文明更利于其投资。
另外，相对农业社会而言，工业社会需要更强大的中层组织和庞大的企业管理机构，恰好西欧有大量的、正在逐步消亡的军事贵族阶层。这本来是落后农业社会留下来的一个累赘，这时却为工业化提供了足够的管理经验和组织力量，使西欧不必再付出社会成本从头建立组织。100年后的日本还会因这种社会组织在工业化得到便利，象中国这种已经基本淘汰了世袭军事贵族的文明也会因此而吃亏。
不过，这些次要因素的存在与否充其量只能把工业革命爆发的时间前后推动几十年，或是决定工业革命爆发于西欧的哪个地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大势。西欧自从海外扩张开始，其经济中心先后从葡萄牙挪到西班牙，然后是荷兰，最后才是英国，在这以前还有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工商业繁荣和汉萨同盟的200年霸权。数百年间，最具有扩张性的经济制度几乎绕了欧洲大陆一圈，而美洲、大洋洲还有许多空地没有开发。即便工业革命没有爆发在英国，我们可以预料有利的人口资源比态势还将在西方文明中持续几个世纪，总会有一个西方文明的经济中心适合重工业发展。自从西欧率先占有了美洲和印度附近的制海权，结合当时整个旧大陆的技术水平考虑，工业革命的爆发地点最可能爆发的地点就是西欧（和西欧的北美殖民地）。
后面谈工业革命的影响时将会论述一个问题——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技术进步使地球变的越来越小，同时重工业体系将通过垄断工业物资生产权的方式获得巨大利润。因此，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个成熟的重工业体系必然会用经济、军事等手段排斥可能的新生独立重工业体系，并通过技术扩散方式影响其他地区。一旦西欧的工业化结束，其他地区即便具备了独立工业革命的条件，也无法重现西欧的工业革命。19世纪，埃及的突厥军官团（当时只是名义上服从土耳其的宗主权）就曾经试图自己建立一套独立的工业体系，结果，英国贸易部长科布登（此人因主张自由贸易，到今天依然为西方经济学的拥趸所推崇）以赤裸裸的语言公开宣布“.......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在浪费最好的原棉，这些原棉本来应该是卖给我们的..........浪费的还不只是原棉，那些被逼去从事制造业的劳工，本来是应该在棉田里工作的......”，随后英国军队用大炮和军舰强迫埃及放弃了自己的工业化，继续充当英国的殖民地。这种现象在接下来的1个世纪中还将反复出现，如果读者能够理解近代以来西欧是最容易发生工业革命的地点，想必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西欧会经历独立的工业革命了。
以上内容和前面一章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西欧工业革命原因的分析。从游牧民族入侵到黑死病，再到航海技术和美洲的发现，在各种因素几百年合力影响下，工业革命终于在西欧爆发。西欧也因此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霸权。经此分析，某些读者或许会认为西欧的历史发展颇有天命所归的意味，发展起来一路顺风，以至于不能用正常的概率来解释。这其实也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想法。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千个乒乓球上写上1到1000的数字，然后放到一个袋子里随机抓出一个，抓到任何一个号码的概率都是1/1000。如果你事先预言了你要抓到什么数字，然后一抓一准，这看起来确实象是有上帝相助。但如果你事先不预言会抓哪个球，事后却对你以1/1000的概率抓到某个球的事实大发感慨，这种感慨就显得无聊。因为事后诸葛亮是不可以夸耀才华的。同样，只要地球上存在足够的低熵物质，只要技术链允许人类以手工业为基础开发生物界以外的资源，地球上总有一个地区会爆发工业革命，不是西欧也会是其他地区。无论发生在哪个地区，工业革命必然是各种长期趋势和偶然因素在几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内慢慢积累影响的结果。既然读者们不是在一千年前做预测，而是对着已经发生的历史做评论，就没必要认为其中有什么神秘之处。
还有人把西欧此前几百年的上升期和工业革命后的扩张混为一谈，认为西欧的统治阶层或是文化、制度、宗教、甚至是饮食习惯，总之是某种西欧独有的东西给西欧奠定了“进步”或“先进”的基础。这些缺乏历史整体观的学者不仅无视西欧的经济水平在1500年以前长期低于旧大陆主要农业文明平均水平的事实，认为最近几百年西欧的相对领先就是整个历史，还犯了为历史设定目的的根本性错误。作者在此要重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时代的人类对超出他们科技水平之外的事物都只能进行无根据的猜测。即便有人可以在遥远的古代设计历史，他们也无法根据工业革命所需的条件或美洲和澳大利亚的位置设计制度，让自己的子孙从中获得利益。
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工业革命确实是手工业借助自然界低熵物质的一次“升华”。不过，正如前文的论述，工业革命爆发的时候科学还没有与技术相结合。既然科学并没有对技术进步进行指导，那么自然没有人可以规划工业革命。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中，旧大陆的科技水平宏观上不断上涨，具体到每个文明却是时涨时落，一旦手工业水平达到了某个水平，工业革命就具备了可能性。西欧恰好在这个时期领先于其他地区，最先达成了技术突破，而且社会条件利于排挤人力的重工业发展，因此率先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受益。这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特殊事件，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为读者提供一个类似的历史案例做比照。
一般认为，旧大陆中央大草原的存在使得旧大陆各主要农业文明得以便利的从其他文明学习技术。同时，由于印度与中东之间、中东与欧洲之间存在便利的水路交通，所以它们之间的技术交流要比同远东文明的交流容易的多。只是由于农业时代出现新技术的频率实在太低，即便技术的自然扩散很慢，各次技术进步之间的间隔依然足够技术传遍整个旧大陆。僻处远东的中国没有因地理位置不利而明显落后于旧大陆的平均技术水平。相反，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的社会相对安定，许多技术在中国有足够的时间积累技术细节，从而发展到了农业社会的顶峰。
不过，在定居农业时代的早期，技术进步随机出现的频率要快的多，冶炼、轮子、石工技术、陶器技术.........在短时间内先后涌现。因此印度、中东、欧洲三个联系紧密的农业地区在技术上较远东、东南亚要先进一些。这也正是第一、第二个农业文明都出现在西亚水陆交通枢纽（今叙利亚-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原因。典型例子就是炼铁技术率先出现于西亚，然后是欧洲、印度，最后才传到中国或通过间接影响触发了中国金属炼铁技术的出现。（中国炼铁技术应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西亚在公元前1400年或更早，印度和欧洲均为公元前1200年，铁器在中国真正普及要到西汉）
铁器时代的姗姗来迟使中国在青铜时代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在西方诸文明已经用块炼铁取代了成本昂贵、原料复杂的青铜时，中国人还在努力改进青铜技术。结果，包括高温冶炼、大型铸件、原料破碎、强力鼓风技术在内的青铜冶炼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发展。等到炼铁技术在中国出现，这些从未在其他文明得到广泛应用的青铜冶炼技术让中国很自然的直接发明生铁冶炼技术。同时，由于其他文明过早的结束了青铜时代，没有哪个文明会努力发掘青铜冶炼技术细节，自然也无法从铜冶炼技术中领悟出钢铁冶炼的高级技巧，生铁冶炼要到14世纪才会在中国以外出现。炼铁技术的超前还使中国在公元1000年左右就能够大规模制造球墨铸铁、可锻铸铁，在东汉就能以炒钢法炼钢技术，在明朝就利用焦碳冶炼技术，这些技术在西欧的出现都要等到1700年前后，离工业革命只有不到1个世纪。
中国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在唐宋时期相对其他主要农业文明拥有无可辩驳的技术优势。优质廉价的钢铁不仅节约了人力，还增加了可开垦的土地，改善了人口-资源比。，中国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在经济、技术上均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是因为相对独立的地理背景，钢铁冶炼技术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不过，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种上千年的相对富足并非是某个伟大人物或社会集团的功绩，也不是什么制度的优越性，只是客观的地理环境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工业革命也一样。
作者习惯于对历史做假设，用理想中的实验来验证一些事实。比如，保持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规律和经济基础不变，但改变一些山川河流的分布，改变一些历史初始条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其他一些听起来荒诞但合乎逻辑的工业革命方式。
工业化核心技术的突破必须与一个扩张中的社会结合才能产生工业革命。作者注意到在农业社会扩张性的社会制度一般意味着崇尚武力，而作为初期重工业部门的煤铁复合体最先促进的就是兵器工业，如铸炮、铸枪弹、刀箭等。因此，一个以军工需求驱动的工业革命也是可能的。设想一下，如果在虚拟的世界中，由于游牧地区的广大，一个类似蒙古帝国式的游牧帝国以不大的代价忽然征服了一个技术上刚好到达工业革命突破点的农业文明，然后这个类似元朝的二元帝国试图动员农业文明的力量去继续它的征服。那么一切以是否有利于战争为标准的帝国政府或许不会关心传统经济部门的前途，却肯定会对一个能够自行扩张、升级并提供越来越多的钢铁加工能力的重工业部门感兴趣。考虑到早期煤铁复合体生产能力的弱小（1800年英国工厂只用了数千台蒸汽机，法国达到这个水平在50年以后），一个庞大军事帝国的军事订货足以让它发展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的水平。然后，随着重工业平均成本的下降，一旦某个足够聪明的工程师或商人认识到重工业部门其实也可以在民用产业中节约人力，考虑到战争同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人力短缺，工业革命完全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爆发。
另外一种扩张性的社会制度是奉行一神论的宗教。宗教僧侣们不仅有宣扬教义的强烈愿望，往往还会在修道院或专门的宗教圣地内创造一种半独立于世俗生活的独特生活方式。在一个接近工业革命关键技术的社会里，假如某个自力更生的修道院的修士们在劳动时恰巧发明了蒸汽机和金属机床（这并不荒谬，火药最初来自炼丹道士，西方化学起源于炼金术，古登堡印刷术最先用来出版圣经，现代机械表最早用来提醒教士们作礼拜的时间不要迟到），然后把这两者结合的神奇力量归结为上帝的恩赐。那么，早期重工业技术完全可能与宗教结合。事实上，僧侣或祭司们利用一些未曾普及的技术装神弄鬼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宗教色彩的掩护下，即便社会暂时不缺人力，提倡自力更生的早期修道院也完全可能用机器的力量——上帝的恩赐来取代一些人力劳动，直到平民也充分理解这项技术。
这两种假设中的历史只在作者的假设中存在，不过应该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工业革命真正需要的条件——技术基础、技术突破和初期的需求。回顾历史，其实有许多文明在某个时期具备其中的一或两个条件，但这三个条件是必须同时满足（或许要加上第四个限制：在地球不够大的时候，必须保证地球上没有其他地区已经爆发过工业革命）。在公元7-8世纪，扩张中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可能是西欧工业革命以前最接近于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历史时空点——政治和经济体制都在征服中变的适应扩张，征服的广大地区足以释放人口，而跨三大洲的帝国又引发了空前的科技交流与进步。遗憾的是技术水平起点低，旧大陆的技术水平尚不允许最原始的实用蒸汽机与金属车床的出现，因此工业革命没有爆发。另外两个可能的候选是明朝和清朝鼎盛时期的中国，却因为人口过剩和内部市场交流过于发达、缺乏大资本而未能实现。
除了假设其他的工业革命可能性，我们还可以想象：如果地球上不存在煤炭，或铁的物理性质稍有不同、不允许被精密加工成工业部件。那么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应该还会在大致相同的轨迹上前进，但西欧就不会在1800年前后因为暂时的繁荣和资源过剩而爆发工业革命，更无法凭借手工业和农业来统治一个同样有发达农业文明的世界。在这样的历史中，随着其他地区的传统农业文明不太困难的学到西欧人的航海能力，随着殖民地凭借迅速繁衍的人力赶走本土的军事贵族，西欧短暂且只波及沿海地区的200多年海外霸权会在接下来的一两个世纪里迅速崩溃。1600之后的两个世纪或许会被称为“海上蛮族征服时代”，与蒙古人对大草原周边地区的征服并称。事实上，斯塔夫理阿诺斯已经在全球通史中对这一时期做了总结：
“..........1500年至1763年间，欧洲由于控制了各大海洋和西伯利亚及南北美洲人烟比较稀少的地区，已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崛起。但对亚洲和非洲来说，欧洲的影响在18世纪末时仍然很小。在非洲，仅在沿海地区有一些奴隶贸易站，在大陆南端有一个小小的布尔人居留地。同样，在印度，欧洲人也被限制在沿海少数几个贸易站，实际上还没有开始影响辽阔的内地。在东亚，尽管西方人要求进一步的交往，但还是被严格限制在广东和九州。如果18世纪后期欧洲同非洲的关系以及同亚洲的关系由于某种奇迹而突然中断的话，那么，三个世纪的相互影响就会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几乎只有几座破坏了的贸易站和教堂才会让人想起那些曾越海而来的入侵者.....。”
西欧因工业革命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但这奇迹并不是西欧命中注定的结果。
总之，工业革命既是一个历史中的特殊现象，也是客观物质基础与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产物。只有充分理解工业革命的内容和发生原因，我们才能真正就它的影响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