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与“社会进步”

自从人类告别了采集游猎社会，社会等级就产生了，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存在等级的社会制度在农业经济基础下更具有竞争力。既然等级制是农业经济基础的结果，那么等级制度自然意味着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在等级社会中，一小部分负责管理、协调、保卫整个农业经济的人类利用他们的特权取得了超额的报酬，其余的人口则居于底层，付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来供养上层。由于上文已经谈过的理由，在稳定的阶级社会中，一定存在严格的规则把社会等级固化，世袭化，规定了各个等级的法律地位，并以各种礼仪进行区分，这就是阶级的由来。

不同的阶级显然是不平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上层社会拥有控制社会的技术和国家暴力机器的支持，他们可以占有绝大多数剩余产品。而普通的农民尽管付出了最多汗水，却始终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和耕种，不可能有太多的闲暇和享受。这其中有农业社会剩余产品占经济总产出的比例低的原因，也有人口无限扩张的趋势（特别是上层社会的扩张）吃掉剩余产品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还在制度之间的竞争。如前所述，农业社会剩余产品是无法用来进行持续投资的，无论你为下一年的耕作准备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出多少汗水，种下多少种子，也很难让下一年的产量在历史最高产量上提高10%，生产上限的存在使投资效益在不高的水平上就下降为0。因此，如果某个社会把大量的剩余产品留在下层，那么这些剩余产品只能作为提高平民生活水平的消费品存在，并不能增加整个社会长期的经济产出。如果上层社会将剩余产品收缴一空，只给平民留下可以维持生存、生产的物资，虽然降低了平民的生活水平，但也不会对未来的经济水平带来损害（人力和土地都未受损失，技术进步速度的变化微不足道）。上层却可以以更多的资源来维系自身的稳定，向其他的政权、制度所占的空间扩张。因此，在所有稳定的农业文明社会中，下层社会的生活水平始终保持在能勉强维持生活的水平上，由上层社会占有绝大多数剩余产品。（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即便所有的产品平均分配，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农业时代的平民们依然只能在赤贫中生活）

当然，上层社会占有的剩余产品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被上层社会自身消耗掉了，许多财富甚至在征收的过程中就被官吏和底层贵族贪污。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在不剥夺基本生存、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征收的剩余产品越多，整个制度就越稳定，扩张能力越强。因此制度之间的长期竞争有利于尽量多征收剩余产品的制度（但不能征收农民生存和简单再生产所需的物资）。

这种不平等使所有文明都分裂成两部分。因为剩余产品被征收，世界各地的普通农民（和附属于农业的手工业者）都被迫在生存线上挣扎，为了温饱而日夜劳作。直到工业革命以前，由于整个旧大陆农业地区都以非常相似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世界各地的平民生活（除了美洲移民这种人口资源比特别有利的地方）都非常相象。不过，各地上层社会的的生活方式与运行规律却差异巨大。因为在经济基础相似的情况下，文明之间的差异主要来自文化上的分化。而文化本身是无法生产粮食的，文化本身是剩余产品的产物，所以剩余产品的多少决定了文化生活的丰富与否。上层社会占有了大部分剩余产品，因此有较多的机会在一些生活细节上作出自己的选择。今天现代社会继承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大半来自农业时代的上层，至于占人口90%以上的平民的生活，大半早已经被历史湮没了。

农民和其他体力劳动者为这一秩序的提供了经济基础，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事实上，他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上层社会拥有军队、警察等常设暴力机关；各种宗教、神话、道德也都把上层社会的统治说成天经地义的事实，暴力和文化的优势都在上层社会一方。由于管理社会的权力和责任都在上层社会，因此平民们没有什么组织资源，平时总是保持在一团散沙的状态，少数想挑战既有秩序的人只能凭着运气和少数几个人的强悍去对抗训练有素的军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赌博的结果就是把身家性命赔光。因此大部分底层农民平时还是宁愿过着温饱线上的日子，而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除非连这种日子也过不上。

不过，除了制度之间的竞争和偶然冲击会引起农业社会变化外，一个表面上稳定的社会自己也会从内部产生破坏性因素。前面曾经指出过人口资源比带来的社会压力会周期性的打击经济，此外，外敌入侵，统治集团的堕落或分裂也都会带来社会动荡和经济产出的下降。当危机到来时，上层阶级或许可以靠积蓄或提高税率来暂时维系奢侈生活，一直生存在温饱线上的农民却只能独自面对破产与死亡的威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下层社会才会放弃一切得过且过的幻想，用暴力破坏甚至试图颠覆整个社会制度，这就是农业社会的阶级战争。在上层社会逐步堕落的年代里积累的怨气和矛盾在阶级战争中转化为仇恨和士气，为了活命而战的农民们无须动员就会参加叛乱，从而使农民们拥有了人力优势，可以与上层社会残余的军事政治组织能力相对抗。

农民们的造反声势浩大，一旦整个文明区域内的农民同时因社会矛盾起事，他们有很大的的机会消灭旧政权。在动荡年代，他们还会提出各种新奇的设想去代替原有的上层建筑，但他们却无法真正改变这个社会。当动荡结束的时候，原有的上层社会成员可能被替换，部分造反者可能会进入上层社会，但大部分原有的制度还会重新建立，甚至比动荡以前更稳固。原因很简单，经济基础没有变，背景条件没有变，从长期趋势来看，原有的政治制度依然是最有竞争力的制度，动荡的原因在于人口过剩或旧制度的失灵，而不是制度本身失去了竞争力。一旦人口过剩问题得到解决，堕落的上层阶级被清除，率先采取成熟的旧制度的势力将会取得巨大的经济优势，动荡时期的各种新奇制度将因为没有长久的经济基础而被迅速消灭。

当然，制度也不是毫无变化。如果旧的社会不是因为人口压力、天灾等非可抗因素崩溃的，那么，社会危机往往意味着上层社会内部的问题，比如官僚的普遍腐败，贵族阶层的堕落，教士和军事贵族的内斗，失去控制的军官与文官争权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要么上层社会失去了管理能力，导致水利、军备废弛、治安混乱，导致社会解体；要么上层社会失去了自我约束能力，横征暴敛到了农民无法活命的地步，激起民变。新来的统治者作为动荡年代的受益者，显然会从前一个时代的崩溃中取得教训，很小心的注意不给新的竞争者以起家的土壤。同时旧的统治集团中堕落无能的部分受到了清洗，不合理的制度细节也会受到修改。与失效的旧制度相对比，新的统治秩序自然会带来新气象。但从制度之间的竞争来看，这种新气象本身不过是某个成熟制度内部的调整，不代表任何“进步”，更不代表任何“变化”。

如果在社会动荡的同时，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给出了另外一种有竞争力的制度的可行性，那么阶级冲突可能会给新制度的崛起提供一个机会。但迄今为止，这在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工业革命。这种孤立事件事先不可预测，因此不能说阶级冲突一定会为新制度开辟道路。事实上，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否认历史存在任何命定的方向性。某些长期趋势的存在是客观条件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道德目标，也不存在任何确定无疑的结果（偶然因素太多了，而且不可预知，我们只能用概率来描述历史的趋势）。因此不仅对阶级冲突而言，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不能也不应该用“先进-落后”这个标准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