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物质条件与上层建筑

从农业起源到工业革命，在这大约10000年中，以经济基础为主的外部条件基本确定了了社会上层建筑的面貌。在本书的分析中，作者忽视任何人对任何制度的厌恶或崇拜，把所有制度都用经济——所有社会活动的动力之源，这一天平来衡量。作者承认各种制度发生任何变化的可能性，但同时指出经济压力和随经济压力而来的社会、军事、文化压力保证了只有那些利于经济扩张的制度变化会得到经济长期发展结果的支持。因此最终稳定下来的制度一般是能在既有的外部条件下最大限度发展经济的制度。对历史的观察和对近代社会的人类学观察也验证了这一点。

唯物主义者对历史的解释方式蔑视任何权威、宗教和其他神秘的东西，用纯粹的物质分析来解释历史。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这种解释方法与兽医观察动物的方式并无差别，有辱人类的尊严。其实，人类来自生物界，自然也继承了生物界的发展规律，这种视角没什么好奇怪的。我们之所以能用与进化论相类似的思考方式来解释人类社会，正是因为人类与海胆、蘑菇或袋鼠一样，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至少到工业革命之前这个论断没什么问题。

但在具体应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规律以前，我们要先明确什么算是上层建筑的外部条件和经济基础。

气候的变化肯定要算做外部条件。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庄稼的收成，庄稼无法象牛羊那样被赶到雨量、土壤和阳光更适于它们生长的地方去，人们只能根据以往的平均气候来制订种植计划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任何气候变动几乎都会打乱农民的种植计划，让以往的农业技术和基础设施作废，给农业文明带来灾难。一般说来，气候变冷带来的灾难更大一些。

长期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许多，比如秦汉帝国和隋唐就各自与一个长且稳定的温暖湿润周期相对应。在随后的冷周期内，南方的许多河流经常封冻，让北方的游牧骑兵如履平地。在黄河到海河乃至辽河之间,许多原本繁盛的农业地区都出现了产量急剧下降的问题。这时，虽然原来常设的儒家官僚机构一度可以保证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如今却成了过分精巧昂贵的奢侈品，因此在动乱中统治成本较低的地方性政治组织和军事体系迅速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大背景下取代了原有制度，这一过程绵延数百年。由于类似的原因，第一个从旧大陆向西去美洲的的移民群体（维京人对冰岛的移民）也在小冰期的作用下从农业社会退化为采集社会。当然，气候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如果做统计分析的话，我们只能说上层建筑变动（趋势是从复杂、统一的结构后退）与气候波动之间有不可忽视的相关性。

气候的短期波动相对而言不那么重要，但也可以触发一些历史事件。1815年，坦博拉火山的爆发曾在大气里散布了太多的粉尘，许多本该射到地面的阳光被反射回宇宙，这导致全球气候短暂下降。温带地区失去了一个夏天，整个世界都出现了粮食短缺和骚乱，德国近代第一次全民性的反犹暴动因此而爆发。1982年墨西哥的火山爆发给苏联随后几年带来的农业歉收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间接因素。没有火山爆发，或许苏联还会解体，但未必会是在90年代初期了。

除了气候，其他的一些非可抗力因素也算外部条件，比如欧洲沿海鱼群分布因为一些人类至今不掌握的规律而变动，曾对近代西欧航海国家的经济力量对比造成了显著影响。

还有一些条件，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确定，比如海陆分布，比如矿产资源的位置。由于没有人或神灵事先给人类设计发展路线，在某个条件没有进入历史以前，人们无从知道它将带来什么后果。以石油为例，在机械工业进步到可以制造内燃机以前，油田存在与否是无关紧要的，但一旦人类把石油作为主要的能源和化工原料，油田的分布与储量就足以对历史发展作出重要影响。当英帝国随意的在中东的土地上为阿拉伯王公们划定国界时，他们一定不会想到：半个世纪以后，虽然这些王族的后代依然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腐败堕落、乐于内斗，而且没有建立任何象样的自主工业，但他们拥有的石油财富却可以让他们和世界列强坐在一起谈判。既然在石油变的重要以前没人知道它是否存在，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如果石油不存在，工业化的速度和方式一定和今天有巨大的不同。石油和其他矿产的性质、数量和位置应当看做随机的外界条件。

与之类似的还有农业物种的分布。美洲存在一些旧大陆没有的高产作物，比如玉米和土豆，这些作物传到旧大陆以后，在整个旧大陆引发了人口爆炸（相对此前的停滞而言）。不过我们在1400年同样无法控制或预测航海家将从海洋的另一边带回什么，因此这也算外部条件。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工业化以前，新技术的产生和传播也应该视为一种稳定的外部参数。技术进步固然是社会的产物，但在工业革命以前技术进步是一种罕见的随机现象。因为农业社会的基础是种植业与初等手工业，基本的材料和运用方式都已经在农业时代的开端得到充分尝试（自然的安排！这些技术的进入门槛都不高），如果不改变技术探索的领域，那么可供探索的空间并不太多。因此，当人类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技术进步体现为一系列的零散突破，不能在经济或军事领域造成根本性的变化；技术进步的艰难和可预计的微小收益反过来又压制了人们有意识的开发新技术的愿望。当然，在某些时期，科学作为满足有闲阶级好奇心的一种工具确实得到了有意识的系统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直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科学和技术之间并无联系，生产技术的进步只依赖于工匠和普通劳动者的运气。

工业革命以前，冶金术发明以后，没有哪项技术能够取得足够的重要性，以至于它的发展可以促进所有经济部门的大发展，也没有哪项技术可以直接促成其他技术进步。因此大部分技术进步的影响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内，既不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也无法促进其他新技术的发展。因此任何有意识的开发新技术以促进经济的努力，其收益与成本之比都非常低。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农业文明都不会有意识的鼓励开发新技术，因为那样做基本上等于浪费资源。这种文化特征又反过来加强了技术的停滞倾向。

技术进步本身是偶然现象，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技术往往被复杂的无效工艺或神秘主义仪式所掩盖。19世纪英国化工厂把蓝色染料放在铁锅里拼命搅拌，认为搅拌的声音与染料的质量成正比，并以这种染料获得了高额利润。事实上，真正有意义的只是搅拌时刮下来的铁屑。现代化学出现以后，通过向染料锅中添加铁化合物的方法，德国人李比锡很轻松的抛弃了这道工序。类似的，部分土家族部落通过知道使用抗蛇药草和根据蛇的行动规律来决定工作时间，从而减少了采草药的伤亡，但这些知识是通过一种叫“锁蛇”的神秘仪式表现的，还伴有一些秘密口诀，外人根本无从判别究竟是哪个环节起主导作用。其实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中医以阴阳五行来解释药理。这些在农业时代很难看清的技术成果让来自其他文明体系的人很难通过简单的模仿来学习技术，即便是非常简单的技术。由于技术本身与社会联系的紧密性，来自其他文明体系的人至多是不拒绝新技术，很难做到有意识的传播。造纸术算是简单而又实用的技术了，但它向中国以外的地区传播却是一场战争的副产品。象西方向东方刺探丝绸制造技术那样的有意识传播是很罕见的例外。

正如前面指出的农业社会的特征:人口资源比有利的时候科学往往昌盛，但那与技术创新无关。至于技术，技术传播不畅导致许多技术在不适合应用时被放弃，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被重新发明。人力成本高的时期技术进步迅速的原因在于技术创新更可能被广泛利用而得到流传，而不是因为随机出现的创新更多。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除了刚刚从采集社会转向定居农业社会的那一两千年外（农业和定居提供了技术发展的新空间，在农业时代的开端，人类从0开始发展，很快掌握了门槛并不高的大部分农业-手工业技术，速度还是很快的），在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创新始终是个别、零散的现象。同样，技术的传播同样是通过无意识的缓慢扩散来进行。由于旧大陆和周围的海洋在地理上的连通性，技术扩散缓慢却不停顿，没有哪个政治组织能够有效的促进或阻止这种扩散，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在工业革命前夕的技术水平几乎不相上下。

在掌握足够史料并确定标准后，耐心的唯物主义者可以给出农业时代稳定以后的旧大陆文明技术进步与扩散的平均速度。作者并不试图在这几万字里完成这个工作，前面说了那么多，只是为了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从长期来看，把旧大陆或某个主要文明地区从公元前1500年到工业革命之间的技术史看看做一个缓慢、匀速增长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足够精确的近似描述。（太平洋小岛上因为探险队的到来而产生的迅猛技术进步属于例外）而既然技术进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那么我们应该把它看做决定上层建筑的外部背景条件之一。

另外，当某个制度-文化体系因适应了长期不变的经济基础而固化的时候，这个体系的主体部分也将成为部分上层建筑中短期变化的背景条件。比如欧洲在十字军东征前后的主导制度都是军事贵族+统一教会的松散统治，但对东方的远征消耗了许多人力，尤其是大量消耗资源的贵族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口过剩的问题，提高了人均生活水平和贵族的财富。贵族们有财力也有精力去为游吟诗人支付薪水，从而带来了骑士文学的黄金时期。骑士文学只是上层建筑的一小部分，其兴亡对整个封建制度影响不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封建制度的存在是骑士文学的一个固定背景条件，象十字军东征这样的事件带来的经济因素则是触发这种文化繁荣的一个原因。后面将要谈到的宗教对政治制度的适应也是类似现象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