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的特征

回到前面的话题，既然我们可以确定定居化的农业文明是历史的主体，至少是现代社会所直接继承的那段历史的主体，那么解释历史所需要的规律就必须基于对农业社会的观察。

我们可以从漫长的定居农业社会（区别于不断在迁移中烧荒种地的早期农业）中总结出几个基本特征：

稳定性

在发明了轮子、冶金术、陶器、建筑学、历法，总结了初等的水利知识，过上定居生活以后，人类在基本的生产方式方面就陷入了停滞。在随后的几千年中，尽管各个主要农业文明地区的政府形式、文化特征、宗教千差万别，但农民们始终过着差不多的生活，生活水平在温饱线附近波动，同时向上层社会交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期间只有高级宗教的产生和铁器取代青铜器真正算的上明显进步，不过前者的影响主要还在上层社会，农民们的信仰始终搀杂着原始宗教的迷信（许多欧洲的偏远山区直到宗教改革尚未真正皈依基督教）；后者则使农业地区变的更广阔，让农民从此可以把青铜器和石器无法改造的密林、沼泽变成农田，但没有改变农业生活本身。

这种稳定意味着人均财富、经济总量上限、社会结构、文化的全面停滞，直到大航海时代从美洲带回的新物种提高了农业生产的上限。随后的工业革命通过从生物界之外引入新能源的方式彻底打破了这种稳定结构。从宏观来看，几千年间当然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人口从2-3亿增长到接近10亿，手工业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这种增长实在是太慢了。如果以时间为横轴，以社会的经济或技术水平上限为纵轴做一条发展图，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我们将看到的是一条总走向几乎水平的曲线。如果从曲线起点到终点引一条直线，只有仔细观察才能看出直线存在正的斜率，终点比起点有微小的抬升（这种增长是客观存在的，并最后触发了工业革命，只是实在太慢了）。如果把这条曲线画到2005年，我们一定会发现这500年中曲线以前所未有的斜率向上抬升。作为一个生活在高速增长的社会的现代人，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于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内看到显著的经济增长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但研究漫长的农业社会时必须时刻记住停滞是它的基本特征。关于这一点，后面谈到技术史时还要进一步阐述。

波动性

我们说经济发展在几千年中陷入停滞，并不是说经济水平始终不变。确切的说，停滞的只是技术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的上限。由于人类社会本身的的一些问题和其他偶然冲击的影响，各个农业文明的实际经济水平和规模一直在波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资源比例的变动所带来的波动。

吃饱是进行一切活动的前提，而近代以前，人类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人口-粮食供应的矛盾，因此农业社会的经济的基础是种植业。在18世纪以前，除了象罗马帝国、中国统一王朝、土耳其帝国这样的大国通过水路运输调运一些粮食外，几乎所有的农业文明都必须在本地解决居民的吃饭问题。而即便是拥有内海或内陆运河的的大帝国，也只试图解决几个重点城市的粮食供应，相对整个农业文明地区的人口微不足道。至于跨文明区域的粮食运输，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其余所有经济/文化/军事等非农业部门的人力供应都受到粮食生产剩余的限制。粮食剩余一般来说在粮食总产量中所占比例不大，大部分粮食都用来供养它的生产者——农民。但正是这一小部分粮食的数量与比例决定了农业文明之间的主要区别。

一般说来，粮食生产由四个因素决定：气候、土地、人力和技术。如果考察长期趋势，气候可以看做一个比较稳定的参数，丰年和荒年的数值是比较稳定的。除了工业革命前夕，农业技术也是可以看做基本不变的因素。那么粮食的总产量和剩余产量（可以拿出来供养不参与农业的人口的部分）主要取决于土地和人力两个变量。很显然，任何一个变量的增加（新土地被开垦，农业劳动力的增加）都可以导致粮食产量的增长，但如果另外一个变量没有同步跟上，那么这种增长严格遵循效益递减原则。具体而言，当劳动力不变，土地无限供应的时候，开垦第一亩土地可以得到最高的产量增长，随着土地增加，总产量也增加，但人力不足会逐步让单产下降，直到趋近于0，新增土地不再增加产量；同样，如果可开垦土地有限，劳动力不断繁衍，那么第一个新劳动力的投入可以得到最高的回报，然后逐个递减，随着粮食单产达到精耕细作的极限，每个新增劳动力能带来的产量增长为0。

农业劳动力的增加靠的是人口增殖，土地供应的增加却只能通过开垦来实现。正如马尔萨斯或达尔文所言，人类和绝大部分生物一样，具有无限繁衍后代的趋向。因此在大部分成熟的社会里，相对稀缺的是农田而不是劳动力。在古代，农业民族进行大移民来释放过剩人口是很罕见的，一旦人口的繁衍超出土地负载能力，新增加的人口无法使粮食相应增加（在许多情况下，过剩人口对生态的破坏反而会降低产量），剩余粮食（先是人均、然后是总量）就开始下降。在农业社会（其实也适用于今天），这意味着可以供养的非农业人口开始减少，军人、贵族、工匠、教师、医生等专业人才的人数和他们的生活水平都同步下跌。

一般来说，上层社会不会坦然接受这种现实，他们会利用自己统治社会的权力提高实际税率，并雇佣过剩的流民加强对下层的镇压。可相对长期积累的矛盾，这不过是饮鸩止渴。人口过剩必然导致社会的基础越来越脆弱，最终导致暴动、内战、分裂、水利失修、蛮族入侵等灾难性事件。从长期来看，灾难性事件会减少人口，让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回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但短期内灾难性事件进一步破坏了经济生产，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制造更多人祸。即便人口已经被灾难减到了过剩以前的水平，也不会有一只上帝之手让内战、分裂等人祸在瞬间停下来。灾难还会继续，直到社会崩溃带来的矛盾充分释放后才会停止。经此大灾难，人口大幅度减少，过剩的反而是自然资源，于是人口开始重新增长，各种被损坏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结构开始重建，社会一片繁荣。如果没有太大的偶然冲击，人口将在一定时间后重新超过土地承载能力，下一个周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开始。

相对于一个完整的周期，灾难性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其余大部分时间可以划分为人口过剩前的增长期与人口过剩后的衰落期。在增长期，人口快速增长，剩余粮食总量不断增加，由于社会秩序的重建、基础设施的修复，人均粮食剩余甚至也会增长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有一部分土地可以转为牧业（每亩牧业土地能养活的人口要远少于农业，但能提供更多的肉、蛋、奶），让各个阶层的生活更舒适。社会可以供养更多的专业人员，将更多的财富投入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承受各种新制度的试验成本。而人力的相对稀缺也会产生对节约人力的技术的需求，促进生产技术的发展，甚至可以让经济水平的上限有一定提高（当然提高很有限）。无论是对于后世的评论者还是对于当时的百姓，增长期都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一旦人口的增加致使剩余粮食总量开始下降（人均粮食剩余的减少趋势压倒了纳税人口的增加），农业社会就进入了人口周期的衰落期。由于政治军事宗教精英们占有统治地位，他们对剩余产品的需求是有刚性的，剩余产品的减少不仅意味着生活的艰难，还导致艺术、文化等方面的投入减少，社会在外表上立刻就萧条了下来。人口过剩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任何可以节约人力的技术进步都将被废弃。因为没有哪个前工业化社会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转移支付能力，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不仅新技术消耗的资源比人力可能要贵的多，节约的人力也无法再次融入社会，必然成为流民和暴动者。在这种情况下，理智的统治者不会在衰落期推广节约人工的发明，这也是一个技术停滞甚至后退的时代。罗马皇帝曾拒绝用原始蒸汽机取代人力去竖起石柱，理由是让穷人获得面包；晚清的中国官僚拒绝用海运代替漕运，用铁路代替骡马，因为担心裁减的人力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他们是对的。在彻底崩溃以前，这种衰退期可能持续很久，但明智的观察者会从基层的经济变动中看到危机。

除了人口——资源比的变动所导致的波动，由于经济发展存在上限，其他一些意外冲击也可以导致人类社会的波动。比如蒙古人对整个旧大陆文明地区的入侵，黑死病对中东和欧洲的影响，坦博拉火山爆发导致全球气温下降等。农业社会的全部基础设施和社会机构都是为了应付一个稳定的环境而构筑的，一旦环境剧烈变动或社会结构被暂时破坏，经济水平会立刻下降，然后再重新向既有的上限发展。这种波动在历史发展曲线上应该是一个V型。最后，即便没有其他冲击，消耗剩余产品的上层社会本身的腐化堕落也会引发革命与内战，制造出一个相对有效的上层社会，在不考虑其他情况的前提下，这也是一种周期性波动。不同的社会由于客观条件或偶然因素，在不同的时期会被不同的波动所主导，其中人口自然繁衍导致的波动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占主导地位，其他原因导致的波动一般也会大幅度减少人口，造成人口——资源比的变动，从而产生类似的社会现象

经济和社会的波动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上限的停滞，人类社会无法在短期内用发展经济的方式解决人口压力或应对环境的变化，只能进入衰退或崩溃阶段。但除了少数几次生态灾难外（如中东部分地区在生态退化和蒙古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变成荒漠），大部分导致经济水平下降的的灾害并没有伤及农业文明的基础——农田，因此幸存的人口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新社会，让经济重新恢复到原有水平。各种波动不是独立出现的，它们可能互相叠加，可能互相抵消，还可能互相影响。由于缺乏足够的古代气象和自然地理资料，我们很难量化的用这种模型去解释全部宏观政治史或军事史，但近似的考察是可能的。中国在汉朝以后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存在一个周期约为300年的主要波动。其他几个主要农业文明地区虽然规模与中国相近，但经济-人口波动周期明显要长一些，约为400年-450年，这或许可以用文明的相互影响来解释：欧洲、中东、印度之间有通畅的水路交通，又没有可与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中亚沙漠相比的地理险阻，因此一个文明兴盛的时候可以通过掠夺、不平等贸易、殖民等方式来增强自己的优势，释放部分矛盾与过剩人口，延长增长期；衰落时又要受其他文明的压制，复苏要慢一些，循环周期自然要比地理上相对独立的中国稍长。（本段推测成分较多，请读者多提意见）

地域性

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是长期经营的肥沃土地和同样无法移动的灌溉系统（在气候稳定的部分地区，靠天吃饭也会有好收成，但已经开垦的熟田依然是无法移动的）。除了盐和金属这两种物资以外，大部分农业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关键生产物资仰赖于长距离贸易。因此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十分象现代社会那样紧密。同时，铁矿的分布远远比青铜所需的铜、锡等矿藏广泛，因此盐成了粮食以外最重要的长距离贸易物资（忽略那些服务于少数人且数额不大的奢侈品贸易），如果能解决盐的供应问题，大部分地区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历次长期分裂（三国、五代、南北朝），如果并存的政权不能在一个名义上的统一下进行稳定贸易，那么各自的领地内必然至少有一处盐的主要供应地（如山西的盐池、四川的盐井、沿海盐场）。但从整个大陆的视角来看，农业文明地区都分布在湿润的沿海地区，因此没有哪个农业文明不能独立产盐。所以，从经济上看，旧大陆在农业时代不存在对跨文明区域统一经济体系的需求。

军事行动是将不同的地区统一的最直接的方式。但对战争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战略机动性被游牧民族所垄断，它们的经济基础本来就依赖于游牧，整个民族和财产（牲畜、帐篷）都可能和军队一起行军，庞大的畜群可以让军队在荒野中得到食物，因此他们可以发起横跨大陆的征服。但农业文明的军队不行，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和可靠的补给线，农业文明的军队在给敌人造成伤害以前就会自行解体。我们应该注意到在铁路出现以前，陆上运输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方式。马车、驮马、或民夫自己也是需要粮食的，有效的运输效率随距离而下降，因此军事行动的规模随着活动半径增加将逐渐减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缺乏补给的军队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沿途劫掠，但这往往会激起巨大的反抗，减慢行军速度，如果身处荒野或贫瘠地区，劫掠或就地征发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从后勤角度来说，任何跨越文明区域的军事行动都不大可能成功，即便侥幸成功（往往利用了游牧民的力量或依托于内陆水道），也只能是短暂的袭击，然后或失败或分裂。这种天然的防御优势导致了农业文明在政治上的分立。一个农业政权或一个文明体系无法在农业时代通过暴力无限推广自己的制度。

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还限制了农业人口迁徙的频率和规模。考虑到长距离贸易限于少量非生活必需品的交换，随之产生的文化扩散也很缓慢。除了几个高级宗教能够同时影响数个农业文明外，其他基本的文化特征，如语言、民风、世界观、聚居方式等，各地都各有特色。这其中有当地地理环境塑造的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迁徙比例低造成的文化自然分化。即便是基督教、佛教等影响广阔地区的宗教，在被引入各个地区后也受到改造，带上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在他们的创始地反而不见踪影了（伊斯兰教创立比较晚，因此分化和消亡较少）。

总结下来，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和铁路出现以前陆地运输成本的高昂决定了农业文明的定居性与自给自足性，从而限制了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因此，基本生产方式的相似并不意味着文化、社会结构的完全一致。类似的阶级社会和

农业组织方式的一般变化趋势

游牧社会或采集游猎社会是一个强调组织的社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或一个小家庭能够独立的在草原上游荡，应付各种猛兽、恶劣的气候和食物匮乏的艰难季节。那个年代没有无线电，交流与协作只能在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进行，这导致在非定居生活中离开熟悉的团体就意味着脱离了社会生活，因此恶劣的环境强迫非定居者结成紧密的基层团体。

在初期的农业社会，人们同样需要严密的基层组织，因为这种利用金属农具在熟田上进行反复耕作的经济模式在旧大陆尚属新鲜事物，人们很难在社区以外找到类似的条件，比如稳定的金属工具供应、统一的灌溉规划、可靠的军事保护、稀缺商品的供应（比如盐）等等。因此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旧大陆各地最早的农业社区基本都是城邦模式。城邦一般会包含数万核心人口，拥有城墙或卫城，向居民提供金属农具、灌溉体系管理和保护。其中保护功能尤为重要，因为城邦往往被落后的非定居人口所包围，好似蛮荒部落的大海中的一些孤岛，再加上城邦之间的一些冲突，农民只能从受城邦保护的土地上获得收益。在早期农业城邦中，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而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和粮食储备的统治集团也会严密的控制城邦成员，不断发出指令，以保证城邦本身的存在。

随着农业地区逐渐拓展，农业社区开始从一个个孤岛连成一片，最终把旧大陆中央干旱区南侧的巨大弧形区域变成了稳定的农业地区，城邦层次的灌溉管理开始显的落后。冶铁业把金属工具的制造变的更简单、更廉价，也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去管理。农民们发现做一个自耕农，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土地上无法生产的东西要比在城邦下进行有组织的劳动更有效率。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长期的斗争，平均统治成本更低的统一大型农业国家最终取代了城邦，直接向自耕农征税并认真的保护自己的税源——维护社会秩序并在更大的范围内管理水利。从此，小型而有力的基层城邦和强大的地方军事-宗教贵族丧失了主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只关心收税，不具体管理经济生活的统一政府与大量零散的自耕农。

早期统一农业国家的产生似乎也刺激了草原上游牧部落的统一（这一点尚属推测，但确实大型农业国家的建立往往和附近游牧部落的统一同步进行），牧民们学会了团结起来对付农民。人数众多的骑兵入侵不是孤立的城邦能阻挡的，因此只有那些建立统一的职业军队的地区才可能保持自己的农业文明。庞大的职业军队在永久性的工事掩护下足以与蛮族对峙，还可以用来打击内部的分裂倾向，新秩序拥有了强大的暴力基础。

占据整个大河流域或农业地区的国家取代城邦，意味着基层组织的弱化和一个高层组织的建立。新的国家肯定要比以往任何的城邦都强大，但具体到个人而言，它们并不试图象旧的城邦那样干涉具体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也不打算创造一个稳定的贵族阶层，用人身依附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基层秩序，因为喜欢那样做的统治集团基本没有机会取得政权。理智的统治集团只是尽量维护好社会秩序，让农民们按自己的想法去经营土地，从而生产出尽量多的剩余产品可供交税收，稳定是统治集团的最大利益。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在农业资源尚属稀缺的早期，城邦只有通过对社会的严密控制才能制造足够的生产要素（安定的环境、固定的土地、良好的工具），而农业的普及化使孤立的家庭或个人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获得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一旦生产要素得以满足，难以严密监控的农业劳动显然以家庭或略大于家庭的小村社为单位进行更有效率。

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几个生产要素，尤其是安定的环境都再次成为稀缺品。在这种情况下，有意义的劳动只有在军事强权保护的土地上才能进行。于是基层社区的组织化再次出现，人身依附关系和社区对生产的干涉成为有效率的选择。统一的大国家会再次分裂成许多地方性社区，在衰落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军事-政治力量成为社区的核心，世袭、拥有特权，明确有别于平民的贵族阶层开始出现。一时间似乎整个社会倒退到了农业社会早期，一般我们称这种变化为“封建化”。由于高比例的军事贵族阶层的存在和封建集团无法遏止的内斗，这一制度的运行成本是很高的，随着秩序的恢复和农业的自然扩张，这种制度将逐步让位于拥有官僚体系的统一国家。

在西欧、中国、中东统一大帝国崩溃的时候都有封建化进程，当某个军事集团刚刚完成对广大地区的征服时，也往往会有类似的现象出现。不过，从长期趋势来看，农业和相关的技术在整个旧大陆越来越深地扎根，灾难对农业本身的破坏相对越来越小，因此基层社区的弱化和地区性国家权力的强化是一个普遍趋势。中国由于地理环境相对独立，相对其他地区较早的进入这个状态。而西欧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曾经在军事贵族分立的封建社会停留了较长时间，后面将详细谈到这一现象的成因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