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竞天择

在总结前面几个农业社会特征的时候，我已经在无意中应用了一个唯物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在给定的外界条件下，任何社会都有自发调整自身结构的趋势，使社会的经济水平达到外界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值，换成常见的一句话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一条很有用的规律，不过传统上对这个原则的定义不够确切，许多人在应用时又不分条件的随意外推，从而引发了许多荒谬愚蠢的结论。为了更好的理解并应用规律，我们必须从最基础的逻辑推导开始，弄清这个原则的来龙去脉。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唯物历史观对当代世界的影响，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进化论的出现。进化论的出现也是几百年来最伟大的理论突破之一，我们通常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来概括这个理论。许多人认为进化论给出了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物会在进化中胜出，但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必然会发现“适者生存”这句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话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因为“适者”的定义正是在进化中生存并能繁衍后代的生物，它不一定意味着更快，也不意味着更凶猛，或是产卵更迅速，它只是一句同义反复。事实上，这句话应该被理解为一个陈述，而不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它告诉我们目前存在的所有生物形态都是自然界各种外界条件（以及一些偶然性）造就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什么造物主的意愿或伟大的目标而产生的精巧设计，并没有对具体的问题作出预测。

今人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很容易理解达尔文的思路。生物界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它的形态必然要受周围物质条件的塑造。引入一个上帝或高于一切的目的只能徒增复杂，并不能让我们更精确、更方便的描述世界。既然上帝不能被证实存在也不能被证实不存在，那么达尔文宁愿让自然独立完成造人的工作，让上帝下岗。只是长久以来，因为人也是生物界的一部分，所以当时的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个把人类从世界中心拉出来的理论，不愿意承认人和生物界的规律可以用科学原则去研究。达尔文通过对大量具体事实的整理，以过人的胆识，把生物研究归入了讲究实证的科学范畴，这是他的最大贡献。虽然进化论没有对具体的研究提供任何标准，但从此人们可以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生物学和人类学，这就是进化论的意义所在。至于达尔文提出的其他一些具体假说和结论，在现代遗传学和基因科学确立以前，只是缺乏根基的假说。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从客观的角度出发，我们只能说达尔文的直觉和运气都很好。

与生物学和人类学在进化论以前的的地位相似，历史学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排斥科学的研究方法（天文学中也有类似现象）。因为整个历史是都是人类独自继承的遗产，今天的全部人类生活也将变为历史。人们很难相信人类生活和最卑微、最平常的自然事物会遵循一样的规律，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研究。同时任何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总喜欢制造出一套理论来证明当前社会的神圣性、永存性。因此人们竭力要为历史找到目的，用当代的善恶标准或某个集团（民族、阶层）的价值观为历史设定方向或规则，而不愿意象研究水利那样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规则去进行研究。历史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现代科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人类最终还是意识到应该把科学的原则（就是本书开头的那两个标准）应用于历史研究，不过在一开始大部分人对此仍保持怀疑。直到马克思利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出了第一个有意义的结论，指出经济基础塑造了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在解释历史和现实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唯物主义历史观才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前面说了，进化论指出目前存在的所有物种不分强弱大小，都是竞争的结果。由于自然界的养料和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能够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争取养料和生存空间的物种可以存活下来，并在客观上扼杀了许多其他生物的生存。必须注意的是，物种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只是一种结构，物质和能量迅速的流过这种结构，前一辈的生物很快就会成土壤的养料，为但我们并不认为物种因此发生了本质变化。对于某些喜欢走极端的生物学家来说，物种不过是基因复制自身的一种合作方式而已。与之类似，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也只是一种保持动态稳定的结构，它们的存在需要消耗人力和物资——经济活动的成果、人类社会的稀缺品。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在人类社会某个时期内，各种上层建筑的组合方式之间存在着与自然界类似的竞争，那么对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制度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张。

回顾前面对农业社会的分析，我们可以注意到至少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是可以满足这个竞争条件的：

首先，旧大陆各地主导的文明形态都是定居农业文明，只要有机会，大部分制度可以很方便的在另外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这保证了整个旧大陆是一个完整的竞技场。
其次，竞争是各个文明之间的事情，农业文明在地理上的分隔状态保证了制度变异和新制度出现的机会，不会因为某个政权将旧大陆统一成铁板一块而终止竞争。即便在某一个稳定的文明体系内部，由于客观条件（技术、气候、新农作物的引入）的变化，某一地区率先出现制度变革并独立于其他地区建立新制度依然可能（存在许多经济上不对外依赖的地区）。这一点的重要性可以与生物界中物种基因的变异相提并论。
最后，农业文明土壤上的各种制度和文化确实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制度在农业文明中传播不外乎军事征服、随人口扩散和和平传播三种。农业文明的军事力量基本与经济剩余成正比，产生过剩人口并占有其他地区意味着人口基数大，和平传播则意味着对方感受到了新制度的诱惑或压力。无论上层建筑的构造模式以哪种方式进行，经济水平高或规模较大的一方都会占上风。另外，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和威胁虽然与经济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但作为一种常设的外部条件，也有助于淘汰那些人力、物力、组织能力上不足的文明。

鉴于这三个条件，我们可以尝试用竞争原则去解释农业社会历史。按照本书开头提出的科学原则，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经济发展相对客观条件的指标，然后比较各种制度下的历史上限，最后确定是否新制度一般会比旧制度更适合新经济基础。这是一个简单却非常耗篇幅的考据工程，恐怕不是本书这几万字能完整陈述的。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历史爱好者们所津津乐道，奉为传奇的历史段落，总是那些以少胜多，以弱击强的战役，或是从奴隶到将军式的传记、以及理想主义者的成功故事。这正好说明了这些历史事件在历史中的独特性，说明大部分历史事件的结局都是物质力量较强一方的简单胜利。这些胜利因太平凡而显的单调，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历史的主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偶然事件会被总体趋势所淹没，因此，占据主流地位的制度就是那些能够最大限度投入经济剩余来扩张自身的制度。

如果进一步讨论，我们还可以发现人类从采集社会转向农业社会的技术-社会变革也同样适用于这个规律。因为采集社会也是一个在地理上均匀、分散的社会，而且基本没有什么文化或政治上的惯性来阻止制度随经济基础变化。印度尼西亚的某些地方和其他一些太平洋岛屿直到16世纪才引入水稻种植，这种新技术立刻就引起了一场革命——传统上与采集-旱地刀耕火种经济相配合的大家族迅速在2代人的时间内分裂成依赖小块稻田土地生存的小家庭，而私有土地产权的建立也促进了军事组织和官僚机构的发育。这种变革在大约1万年前曾在所有的旧大陆农业地区发生过，不过毕竟太遥远了，太平洋小岛和其他一些生存环境和经济基础因为全球化而出现巨变的国家可以为验证前面的结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点。